前不久，复旦大学出版社和荷兰博睿学术出版社在上海共同主办了一场以“当代中国学术的国际传播”为主题的研讨会，来自学界的30余位专家学者各抒己见，直指当下国内学术出版“走出去”面临的困境。
1、选准书——译介是为了更好地对话
葛兆光教授的《中国思想史》和陈建华教授的《革命与形式——茅盾早期小说的现代性展开（1927—1930）》（以下简称《革命与形式》）经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后，被世界顶级学术出版机构之一的荷兰博睿学术出版社列入出版计划。此后数载，经过译者多年的辛苦付出，两套书的英文版相继出版并在海外公开发行。
“好的作者是学术出版社的灵魂和生命。”研讨会上，荷兰博睿学术出版社副总裁、全球销售总监Focko van Berckelaer就“如何提高国际出版的成功率”作发言。他说，葛兆光教授的《中国思想史》（第一卷）荣获美国图书馆协会会刊评出的“年度杰出学术出版物”称号，这是在学术出版社中能够得到的最高荣誉之一，“博睿出版社至今已经有330多年的历史，出版了大量关于中国的出版物，为了更好地反映中国的情况，我们必须走进中国，让中国的作者来写关于中国的事情，并把这些出版物带到国际上去，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事情”。
2、找对人——翻译是一次艰苦的再创造
葛兆光将译者的作用看得很重：“所有翻译成外文的著作，实际上是作者和译者共同再次创造的一个过程。”
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葛剑雄教授对此表示认同，中国的学术成果如果没有很好的翻译，能够起到的作用很有限。“当年沈从文访问美国引起旋风，有的读者从东海岸跟到西海岸。其实沈从文的好多回答都是傅汉思翻译的，听众听得如痴如醉。翻译的重要性，不言而喻。”
的确，具有文化背景和审美观念的文字，要在另一种语言当中完美呈现，对译者的要求是全面而严谨的。思想和精神的转译、学术观点的传达，尤为不易，更需要准确乃至精确表达本意。
3、走得远——精加工才能有生命力
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章清记得，自己曾拒绝了一家国内出版社的外译申请项目。“当时我得知，他们是采取招标方式选译者，在没有做功课的情况下，译者的学术素养、对著作的了解程度都难以得到保证。”他选择“宁肯不出”，并直言如果没有专业的操作、不能按照海外学术著作的规范流程来规划出版以及后续落地，译本的内容和效果都会大打折扣。
专家坦言，“精加工”贴近目标读者，才能真正提升“国际能见度”。出版界和学界要摸清目标读者的图书市场、阅读习惯，乃至海外学术出版规范，才能让中国声音传得更远、更精准。